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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旬老人写120万字手稿回忆上世纪长江船夫生活
加入我们 2011-4-20 16:07:33 来源:网络转载 点击:
昔日川江上的拉纤场景
昔日川江上的拉纤场景


田洪光和老伴在临江小屋里
田洪光和老伴在临江小屋里


 

手稿
手稿


 

田洪光躺在120万字的手稿上(本版照片均由田太权提供)
田洪光躺在120万字的手稿上(本版照片均由田太权提供)


 

  从田洪光家的窗户望出去,是雾蒙蒙的重庆,长江就在几百米外。

  一台款式过时的台式电脑摆在这扇窗边。一块皱皱巴巴的红布小心地盖在键盘上,椅子的扶手坏了,只能用一块木板和两根黄色皮筋将它绑起来。83岁的田洪光老人在这里消磨每一天的大部分时光,他总是弓着后背,用自己榆树皮一样苍老的双手在电脑上敲打。

  这个最高学历只是小学毕业的重庆老人,用了大半生时间还原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长江和船夫生活,写出了一部120万字的手稿《死了没埋的人》。

  3年前,手稿被删节为55万字付梓出版。可直到今天,这本毫不起眼的厚书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反响,在新华书店的销量也没能超过50册。一切都与儿女们之前的想象一样,“在这样一个快餐时代里,有谁会愿意看看这本写三四十年代底层生活的书呢?”

  但一个长期关注长江的文化人无意中读到后,却发出感慨:“如今,川江上有了雄伟的三峡大坝,但再也没有了桡夫,没有了急流险滩,更听不到那曾经悲凉、激昂、打动人心的川江号子了。因此,有关长江往事的记忆变得越来越珍贵……这本书的价值在于真实地再现了长江的‘前世’。”

  可是对于田洪光老人来说,想要记录这一切只有一个最简单的初衷,“等我们这辈人死了,还有哪个来讲川江的故事呢?”

  这些事情我要记到,死都要记到

  在江上,“弄船”不是份体面的职业。旧时的重庆曾经流传着,挖煤的是“埋了没死的人”,弄船的是“死了没埋的人”。

  田洪光出生在江边。三四岁就下河凫水拉船。高小毕业后,因为付不起“五斗米的学费”,被迫辍学,12岁时正式成为一名小船夫。每天,在一条“出租车般大小”的木船旁,学习上水拉纤、下水推船,为两岸的人们摆渡。

  父亲早逝,这个农家孩子正在独自经历一场自己也茫然不知方向的大时代漩涡。新的共和国成立后,他被调入重庆水上公司菜园坝站做一名船工。

  今天的人们已经无法想象那时川江的凶险。作为长江上游河段,这段从四川省宜宾市到湖北省宜昌市的重要航道,长1000多公里。老船工们回忆,几乎每5公里就会遇到一处“要命的险滩”。

  田洪光曾亲眼目睹,一艘装煤的缆载船因为超载“被浪沉了”,乘客像树叶一样漂浮在江面上,呼救声撕心裂肺。湍急的江水将船板撕成碎片,“像箭一样射向落水者”。一个平日里最熟水性的船工,本来已经弃船游走,没想到这时却被碎木板刺中,再也没有浮出水面。

  正因如此,对当时还很年轻的田洪光来说,没有比“多学些弄船的手艺,不挨饿”更紧要的事了。那时,既没有师傅,也没有教材。每到船靠岸时,他就立刻去码头上找间茶馆,要一碗3分钱的“玻璃茶”,听那些几十年船龄的老师傅摆龙门阵,记下他们口中各个险滩的状况、肉眼看不到的礁石和冬夏风向。

  除了死记硬背,学这门手艺似乎没有其他诀窍。更何况船工们大多脾气古怪,“你就仔细听,莫要开腔,如果你发问,他们绝对不会回答”。有时,老船工们会说起许多江上的传奇故事。田洪光也将这些一并死死地记在脑子里。

  1982年,这个摸透了川江秉性的老船夫终于退休了。有时,他也会和孩子们讲讲那些古老的故事。大女儿田家还记得,自己曾经随口说过一句,“要是能写下来就好了。”没想到,“他就真的听进去了这句话,一发不可收拾地写起来。”田家笑着说。

  这位身高不到1.6米的老人,认定自己有了一项重要的事业。他一边整理资料,一边写作,“夏天的时候,打个赤膊,从早写到晚”,最多的时候,居然能写上12个小时。甚至直到现在,老伴也会抱怨几句,“20多年喽,在屋里头一直坐着写,啥子都不干”。

  那时,没人看重书桌上这摞越来越高的稿纸。对于5个子女来说,这充其量不过是父亲“消遣晚年的最好办法”。10年时间过去,在早春一个毫不起眼的日子里,这个像蚂蚁一样勤力写作的老人,终于在手稿上重重地写道:“1992年2月初稿完毕,谢天谢地!”

  可没有人知道这重逾5公斤的手稿到底写了些什么。他买最便宜的红格子稿纸,修改的时候只能用蓝色圆珠笔在上面重重地涂上一笔。如果需要整段修改,他就小心地剪下一块白纸,在上面重写一遍,再像打补丁一样贴到原稿上。

  眼下,这个老人有时会佝偻着脊背,用一种对待宝藏般小心翼翼的姿势将这份书稿从柜里拿出,翻看,尽管薄薄的稿纸已经布满霉斑,发黄变脆,轻轻一碰就可能裂开。蓝色的圆珠笔字迹也已经开始褪色。一展开时,一股发霉的味道就冲出来。

  但他一边略带着不好意思的神情说,“看看这手稿,很不规范哈。”另一边,又宝贝似地摩挲着,“这些事情我要记到(重庆方言:记住),死都要记到。”

  “手写的历史”是多么脆弱

  初稿完毕后,老人花了大半年时间,重新誊抄了一遍手稿。接下来发生的事情,令儿女们哭笑不得。他用塑料袋包好那份“比较干净”的手稿,一个人兴冲冲地坐上公共汽车,直奔市里的一家杂志社。

  “就想要发表,让别人也看看嘛。”老头乐呵呵地说。

  一位编辑收下了这份沉甸甸的手稿,可是两年时间过去,一直毫无音信。当田洪光再次打电话前去询问时,却听说这位编辑已经退休。接电话的人模模糊糊地记得,“那一大袋子稿纸好像被堆在桌子底下,后来不见了”。

  田洪光终于意识到这本“手写的历史”是多么脆弱。后来,在四儿子田太权的劝说下,已经70多岁的老人决定学习五笔字形输入法。

  从事当代艺术的田太权并没有想到,父亲会对这个浩大的学习工程如此认真。连续3个月,每天上午,他都坐半个小时的公共汽车到达田太权的工作室,跟一名年轻职员学习五笔字形。

  在田太权看来,“那可真是个折磨人的过程”。

  这种折磨大概与1977年的一纸文件有关。那年12月20日,《人民日报》等各个媒体发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《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(草案)》。根据官方解释,“广大群众对汉字进行的简化,充分显示了群众的创造精神和丰富的智慧”。因此,在广泛搜集群众中流行的简化字的基础上,对汉字进行整理和简化。590个原字平均笔画为13.1画,462个简化字平均笔画为6.9画,简化字比原字笔画减少近一半,一部分汉字的偏旁和笔画结构变成了常用字;减少了一部分汉字的偏旁。

  就这样,“街”简为“亍” ,“部”简为“卩”。当时,文化程度并不高的田洪光费力背熟了这套“二简字表”。

  可那是一个多变的年代。1986年6月,国务院发出通知,决定正式停止使用“二简字”草案。但在老人的手稿里,这些已经被废弃的简化字却会时不时地蹦出来。正因如此,在学习五笔输入时,他不得不将人们最熟悉的那些汉字的正规写法,用红笔认认真真地抄在本子上,“每天看几遍,以免忘记”。

  但他已经老了,记忆力正在慢慢衰退,前一个小时才刚学会,下一个小时就可能完全忘记。眼下,田洪光的电脑桌上放着一本《五笔字形拆分字典》,这本将近有10年历史的小薄册子快被翻烂了,就连生锈的书钉都露在了外面。

  也正是那个时候,这个一生节俭的老人第一次跟上了潮流,让大儿子为他买了一台电脑。儿女们发现,他总是陷入这样的尴尬,想输入一个字,却发现打不出来,他只能去查字典搞懂偏旁部首,可是第二天又忘记了,一切就又要重新开始。

  “就像科学攻关一样,这本书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抠出来的。”田太权说。田洪光老人一度打算学习普通话,改用拼音输入,可是随后就发现,“川音难改,新音难学,我学了一年还是放弃了。”他拍着自己的脑袋怪不好意思地说。

  他只能和五笔输入法较劲了,有时气极,便会在家里“拍桌子、打巴掌”。可这一切都没能让他放弃自己的写书大业,“10年的时间就是这样过去的”。

  2004年,噩梦又一次降临到了这个老人的身上,他患上了晚期食道癌,食道大半被切除,胃被提到胸腔和剩余的食道接连。然而田家还记得,手术结束没多久,甚至连伤口都还没复原时,父亲却像个孩子一样吵闹着要求回家。

  原来,老人担心自己长时间不打字,可能会忘记曾经熟记的五笔字根。儿女们不得不把一台笔记本电脑带到病房。这个体重骤然下降20多公斤的干瘦老头,就一只手吊着点滴,另一只手颤颤巍巍地在键盘上继续修改自己的稿子。

  就算船工们再能干,也逃不脱长江的凶险

  事实上,上个世纪90年代丢失过一次的手稿,并不是第一次遭遇噩运。

  早在1960年,田洪光就有了将老船工的故事记下来的打算。那时,他曾经是单位的宣传骨干,被派到市文化宫进修,学习创作金钱板和相声,并将这些本领应用到“响应毛主席的号召,宣传‘继续革命,统一思想,统一行动’”中去。

  不过,同时也在学习“创作的秘诀”的田洪光,却想写一部真正的作品。有一段时间,他独自生活在一条25吨的驳船上,从涪陵、武隆、彭水、秀山沿长江顺流而下,运送一些衬衫、鞋帽之类的生活用品。

  那时的川江,正在巨大的爆炸声中发生变化。1949年后,130多处著名的险滩被整治。一篇来自长江航务管理局的文章中提到,在川江整治过程中,“解放后不到30年,完成工程量892万立方米,相当于旧中国124年整治工程量的100多倍”。这一切,改变了“长江航道处于十分落后的自然状态”。

  田洪光如今还在念叨着的“青滩和泄滩”,也在那时一并被清除。川江,正在变得平静甚至“单调”。因此,每当有人请老人讲些自己的船工生涯时,他总会歪着头想一想,然后摆摆手笃定地表示:“没得啥子生活。”

  有时,船停靠在小码头,一天“不装不卸”,他就点起铁铜色的马灯,在船尾的铺上弓起膝头写作,记录下茶馆里上百个老船工的故事。

  故事里,川江滩险,几乎没有船夫敢在雾天或黑夜里拉船。只有一个船工是例外,他站在船头,仅仅凭脸就能感觉到风的方向。无论是在长江,还是嘉陵江,只要感觉到风在脸上移动,就知道船在向哪里移动。

  可是更多的船工,只是一些生活在最底层的普通人。在老人的记忆里,世界还是那个“装不完的重庆,吃不完的上海”。

  在船上,操篙弄桨的人被称作桡夫。每每船从重庆到宜昌,总是满载货物,需要的桡夫多。而回程却不需要这么多人,很多桡夫不得不走路回重庆。但从宜昌到重庆,至少也得七八天。

  盘缠少,一路上都是荒山野岭,“山头像拳头一样,一个接一个”,连吃饭的地方都没有。因此,他们必须背上砂锅和大米,一路自己煮来吃。也有时,不熟路的年轻桡夫掉队了,这就意味着“饿饭”,甚至还可能被野兽吃掉。

  但还有比这更凶险的事情。田洪光经常提到的泄滩,地势凶险,水波浩荡,“犹如一锅煮开的水”。想跟旁人讲话,就算双手围住嘴巴,接近对方的耳朵,也要大喊才能让对方听到。

  每当船经过这里,就要临时雇人拉纤,少则几百,多则上千。尽管只能赚到一天的饭钱,滩上滩下还是等满了饥饿的穷人。不过,这可是个要命的差事。如果发号施令的旗语出错,船只在水里打旋,纤绳就会像拖死狗一样,将人拖来拖去。若纤绳挂到礁石缝里,拉滩人就会被撞死或勒死,身首异处。

  老船工们还记得,那半山的岩石坎上,“到处都是撕破了的衣裤碎布,在风中摇摇摆摆”。

  这就是那时的船工所要经历的一切,生于岸上,死在江中。每每说起这些,田洪光就仿佛回到了年轻的时候,他瞪大眼睛,语速也加快了,拍着腿大声说:“就算船工们再能干,也逃不脱长江的凶险。”

  当时30岁出头的年轻船工田洪光,就在昏暗的马灯下,记下了这些故事。可是一次靠岸时,他的小驳船与轮船相撞,“轰的一声”,驳船尾巴被撞出了一个大洞,“丢了扫把、衣服、布票、叶子烟、半斤盐巴、半斤菜油和几斤米”。

  他辛辛苦苦记录的那些资料,也顷刻间顺着江水漂走了,“当时真是好心痛哦”。不过因为“年轻,记忆力好”,他并没有就此放弃。这个被工人们称作“爱写作的田师傅”,决定重整旗鼓再写一遍。

  这一次,为了安全起见,他将记录下来的资料和自己辛辛苦苦攒钱买的书一起,藏在从农村老家带来的巨大的米柜里,甚至还在上面小心翼翼地上了一把大铁锁。可倒霉的事情再次发生,文化大革命开始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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